陶绪堂：1962年9月生于江西省新建县，1986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1995年3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农工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2年被聘为山东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曾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73”项目、日本国家重点项目、日本文部省和日本科学技术厅基金资助课题。曾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日本材料学会优秀奖一项。获2003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先进材料》(Adv.Mater.)等SCI及EI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00余篇，被引用680余次，并被国外出版的学术专著、手册，以及ALDRICH产品目录等多次引用。获日本专利3项，国内专利3项。
几乎每个清晨7点钟，山东大学晶体材料研究所传达室的师傅都会准时迎来陶绪堂的微笑；晚上10点，送走他离去的背影。
四季轮回，斗转星移，陶绪堂不知疲倦地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
爱国，不需要理由
陶绪堂曾经在日本学习、工作了11年。
异国他乡多少往事风吹云散，有一段对话却令他刻骨铭心。他的导师宫田先生非常欣赏这个富有才华而又非常勤奋的中国学生，经常邀他共进晚餐。有一次，导师用勿庸置疑的口气问：“陶君，你肯定是个共产党员。” 他有些诧异：“您为什么这样认为？”“你这么爱国，还能不是共产党员吗？”
陶绪堂心潮起伏……
自己的国家怎么可能不爱呢？就像爱父母、爱家乡。在陶绪堂看来，爱国是一个人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愫。
孩提时代，陶绪堂就渴望当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16岁那年参加高考，他的第一志愿填写的是南京第二炮兵学院。结果，他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没等到那个学校录取，就提前被山东大学招来了。谈到对国家的感情，他没有什么精彩豪迈的语言，他反复强调自己能够有今天，是当年国家每月17.5元的助学金，支撑着他这个贫寒的农家子弟读完大学。他永远记得导师蒋民华先生为自己成长付出的心血，永远记得出国之前，全所的老师、同事为他送行，对他的嘱托……
读书期间陶绪堂的勤奋是出了名的，很少休息，从不知累。在日本留学时，每天最早一个来到实验室的是他，最晚一个离开的还是他。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除了吃饭睡觉，他埋头工作的身影成了实验室一道永远不变的风景。宫田先生经常以陶绪堂为榜样“敲打”其他学生：“你们要努力啊，如果不努力，中国人都像陶君这样，就没有你们发展的空间了！”博士毕业时，实验室别的学生最多只有3篇正式发表的文章，他却有6篇。不熟悉的老师对此有些难以置信，于是调来他的全部文章详细审查，最后都信服地点头。
陶绪堂的女儿洋洋是个漂亮文静的小姑娘，像爸爸一样聪慧优秀。一岁多就随父母到了日本，2002年她才读小学五年级。一向学习遥遥领先的她，刚回国时因为上课听不懂急得直掉眼泪。她不解地问爸爸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回中国？”爸爸说，“因为这是你的祖国，这里有我们的根。”女儿从此懂得，汉语对她不仅仅只是一门功课。如今洋洋已读初中三年级，不管是语文还是数理化，成绩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
爱国，就要为国家做点事
晶体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自然界中有许多美丽的晶体，金刚石、红宝石、祖母绿……但产量少、价格贵。19世纪末，人们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来生长人工晶体，因为晶体不仅美丽，还能表现出特有的优异的物理性能。五彩缤纷的人工晶体，为人类的发展展现出一个瑰丽的童话世界。
把陶绪堂带入晶体世界的是蒋民华院士。蒋先生的思想风范、治学风格对陶绪堂影响至深。记者问他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陶绪堂答：“一生要真正为国家做点事情。”
蒋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为我国的晶体研究事业奋斗了几十年。1983年，陶绪堂以优异的成绩，幸运地来到蒋民华院士麾下，从事新型非线性光学新材料的研究。是蒋先生把他领进了学术殿堂。
1989年12月，第一届国际有机晶体生长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作为惟一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27岁的陶绪堂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引起各国学者高度评价。会后，日本、美国一些大学陆续发来开展合作研究的邀请。
1991年，所里推荐陶绪堂来到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走出国门，使他受益最大的便是开拓了视野和研究领域。陶绪堂思维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即使对自己最尊敬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并且心直口快，不拐弯抹角。他曾经当着很多人的面，对宫田老师提出相反意见。老师开玩笑说：“如果你的思路行不通，毕不了业我可不管你。”陶绪堂充满自信地说，“我自己负责。”
通过3年刻苦的努力，陶绪堂提出了从具有A型电荷转移分子中探索高分子非线性光学材料的思想，通过延伸和电晕极化相结合的方法，首次在有机高分子非线性光学材料中实现了双折射位相匹配。首次报道了有机金属配合物高分子非线性光学和电致发光复合材料，以第一作者在美国化学学会的Macromolecues、Chem.Mater.及Appl.Phys.Lett.、J.Opt.Soc.Am.B.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篇，获日本材料学会优秀报告奖。
博士毕业后，导师宫田先生推荐陶绪堂去理化学研究所作基础科学特别研究员。在研究所，他又开辟了从多支高分子及大环状化合物中探索电致发光材料的新领域，相关论文在Adv.Mater.等杂志发表后，已被大量引用。随后，他又制备高效蓝色发光材料和器件，论文发表在JACS上后，美国的Chem.&Eng.News和英国的Chemistry&Industry等都进行了报道。他开发高发光纯度的DCDDC类红色发光材料的论文在Appl.Phys.Lett.上发表后，也得到了大量引用。
2001年，蒋先生对陶绪堂说，所里需要你回来工作了，你要做好准备。而当时他刚被宫田先生请到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项目去攻关。两位导师，都有恩于自己；两边的工作，都非常重要。权衡再三，陶绪堂还是以国家需要为抉择的重心。他和宫田先生谈好，在日本再干一年。为了如期回国，他更加争分夺秒、夜以继日。结果，他合成出了达到项目要求的材料，提前完成了预期的计划，2002年举家回国。
回国以来，短短4年多，陶绪堂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73”课题子项目、军工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等课题，很快在硫铟锂系列红外材料、全新的含碲钼酸盐非线性光学晶体及大尺寸掺钕GGG晶体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课题组成员一起开展了有机半导体和双光子吸收材料的研究工作，白手起家，在建设实验室的同时，申请专利7项，授权3项，已在包括JACS、JPCB、JCP等杂志发表SCI论文60余篇。他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功能晶体材料”创新团队，已经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受项目资助300万元。
团体赛的金牌含金量更高
陶绪堂惜时如金，惟一的放松就是看看体育比赛。他不仅是看技术、看成绩、看拼搏，更关注队员之间的协作与配合。他认为团体赛与个人赛相比，团体赛的金牌含金量更高、分量更重。
晶体材料研究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项目，一种晶体材料从被发现到生长、加工、应用，需要经过许多人长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作为代表国家研究水平的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几十年来不断创新，硕果累累，靠的就是这种协作攻关的团队力量。陶绪堂认为，这其中学术带头人的胸怀、学术水平、组织协调能力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自2004年担任晶体所所长、实验室主任以来，陶绪堂为团队的发展方向、硬件建设、团队氛围做了大量工作。
在发展计划和研究方向上，陶绪堂鼓励大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围绕国家重大工程开展研究、组织团队。目前已形成了以国家重大工程“神光工程”、“白光工程”及“强激光工程”所需要的大KDP晶体、宽禁带SiC晶体及新型激光、非线性光学晶体为主要研究目标的研发队伍。其中大尺寸优质KDP晶体是大功率激光器的关键部件。“神光工程”是世纪之交我国光学领域最宏伟的科学工程，将全面带动相关科学技术攀登世界水平，其作用和意义不亚于当年的“两弹”。由于西方国家撕毁已签约的合同，实施禁运，大尺寸优质KDP晶体已成为该工程研究中“瓶颈”最细的部分。晶体所的科研人员克服重重难关，成功生长出优质磷酸二氢钾(KDP)晶体并应用于我国“神光Ⅱ号”装置上，为“神光Ⅱ号”工程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加强平台建设是他工作的另一个重点。谈到这里，陶绪堂用了一个词：“攒”。资金有限，他们每年积累一点，购买几件大型设备。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添置了CCD单晶x射线衍射仪、粉末x射线衍射仪、x射线荧光光谱仪、扫描电镜、先进提拉单晶炉、真空镀膜机、晶体加工设备、喇曼光谱仪、计算平台、下降炉等，使晶体所的仪器设备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并对仪器设备管理及管理人员的待遇也作了规定，为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谈到晶体所目前正在参与的“神光Ⅲ号”工程，他说，“需要的晶体光学质量更高，尺寸更大，难度也更大。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每一个环节都有节点，什么时候工作必须进展到什么程度，没有商量的余地……”“每一件事都是几代人的努力，需要做几辈子的事。很多项目从研究生时就在做……”
当年那个一心想报考军校的16岁少年，如今已人到中年。陶绪堂欣慰地说，现在从事的国防科技研究，也算圆了当年的军人梦吧。(王静)